“根在地下舒展蔓延，无所不在，成为坚实的基础；芽看上去弱不禁风，然而为了得到阳光，却能从坚硬的砖墙和石头中钻出。地球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像一堵墙和各种拦路石。世界上的年轻人就是成千上万的根与芽，一定能冲破它们。每个人都能改变世界！”                                                                               

       —— “地球母亲”之誉的联合国和平信使珍·古道尔博士

     去年底，北京的冬天正袭寒流。当身着红色外衣被誉为“地球母亲”的联合国和平信使的珍·古道尔博士出现在育才中学时，不禁给人带来一丝丝暖意。她开口说道，“这是我第十三次来中国，很少遇到晴朗天，今天虽然寒冷，但天气不错，这是个好兆头！”

    这是珍博士马不停蹄的四天北京之旅，期间她还站在坐无虚席的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上，以独特、平静而优雅的方式为慕名而来的各界人士分享了她宝贵而精彩的人生财富。在繁忙行程的间隙，本报记者插空采访了她。

千万里追寻儿时梦想

    1934年，珍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贫寒的家庭。很小的时候，她就非常喜欢小动物，有时会带动物回家，从未遭到母亲的反对。母亲想办法给她找来关于动物的书籍，而每次她都很快读完。
10岁时，她读到一本关于介绍坦桑尼亚大猩猩的书，产生浓厚兴趣，并萌生志向——长大后要去非洲研究猩猩。当她把意愿对周围人讲时，很多人觉得她在痴人说梦，只有她的母亲在一片反对声中支持珍。她说，珍，如果你希望实现梦想，就努力抓住每一次机会不放弃，这样才有可能。
    高中毕业了，而她没有足够的钱上大学，更甭说去非洲了。这时，母亲鼓励她说，你可以做一些文秘的工作攒钱去啊。于是她就在伦敦的酒店作服务生，挣钱攒买船票和基本生活费的盘缠。23岁时，她只身一人出发去了非洲。
    现在，年已74岁的珍遥想当初，仍怀有那时的心态和勇气。她说，生活充满了挑战的冒险，你永远不知下面将要发生什么。
    在远足中，她遇到了在非洲的人类学者路易士·李基里奇博士。他研究的思路是，通过研究与现代人类智商相近的动物猩猩来探索古人类的行为痕迹。尽管，当时的珍没有学位、经历和足够经验，但里奇博士看到她对黑猩猩研究有极大的热情，就决定把研究机会交给她。这样珍经过一定的专业训练，逐渐进入研究领域。一年后，终于有人愿意出资支持她的梦想。
    在非洲冈比国家公园丛林中，年轻美丽的珍这一待就是十几年，几乎天天与黑猩猩相伴为伍。在人类历史上，她成为首次发现猩猩会制作和使用工具的人。
    最开始，黑猩猩害怕她，一见就跑。后来把她当成来挣食的捕猎者，高大凶猛的猩猩用武力驱赶她。一只成年黑猩猩的体重相当于人的8到10倍，令人很是害怕。黑猩猩有时会推她，或不友好地拉着她到处走，有时也会打她。有时为了避免受到攻击，珍只好躲到树上。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磨合，双方谁也不怕谁了，便和谐相处起来。
    珍经常坐在几只黑猩猩不远处，看他们嬉闹、玩耍、争食、打斗，甚至还赢得了充分的信任，给他们摘虱子、清理毛发。像能分清人一样她清楚的知道这些黑猩猩谁是谁，例如这个是霸主“佛罗多”、那个是胆小的“戈浦林”，还有经常向她扔石头的倒蛋鬼“泰顿”.....累了困了，她就把自己包裹在一块毯子里席地而卧。在黑猩猩眼里，她恐怕就是只面色苍白的猿猴罢了。     

从高中直读剑桥博士

    曾经有一只黑猩猩“大卫”带领她深入丛林王国。沿途大卫会做一些标记，有一次突然跟她玩失踪，于是她按照大卫做的标记找路，终于发现大卫正坐在路旁静静地等候，其身后是一片绚丽多彩的林间景色。
为表示友好，她伸手把一个红色果子伸向大卫的脸，而大卫把头转到一旁，她坚持又递过去，这时，大卫转过头，直视她，并瞪了一眼，伸手将果子扔到地上。珍当时有些害怕，以为惹恼大卫了。然而，大卫伸手拉住她的手并将手放到她的手上，形成压力。珍在后来的研究中认为大卫的这个举动是表示彼此的认知和保护。
这在科学上是一大突破，不是仅有人类有思想、行为和交流，黑猩猩也有相似的表达，在不需要果子时，表达善意友好的回复，它们也有喜怒哀乐。
    在上世纪60年代，黑猩猩与人类的形似点和共同点是不为人所知的。现代科学证明，人类的DNA与黑猩猩十分相似，区别仅约1％，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是可以输血的。比起其他野生动物，黑猩猩更像人类，能够患有与人类一样的疾病；脑容量比人类小得有限，可以简单的制造和使用工具，如独门功夫折断一根树枝插入蚁穴钓白蚁吃；有趣的是黑猩猩还有各自的性格，有感情的流露，与人类一样有语言，肢体语言的交流如拥抱、握手和捅后背，会发怒、挥手和扔石头等等。他们有黑暗、争斗、原始、残酷的一面，也有积极的、爱的倾向、相互亲近的欲望。
    在珍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后，里奇教授建议她回到大学教学，让更多人了解黑猩猩。但当时她没有任何本科的基础，里奇就建议她直读博士。在剑桥大学做经典学习研究时，她与传统教学发生了很大的冲突。如学院的教授认为不应该用姓名来给黑猩猩命名，而是应该用代号1、2、3；只有人才能有情绪、思想、喜怒哀乐，等等。幸运的是，而她用自己在实践中的研究结果证明这些老师的观点有误，因为她有一个有益的“老师”提醒动物是有感情的，那就是她的狗。
    历经40余年的研究，在1986年出版了被描述为“西方世界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的著作《冈比的黑猩猩》作为全世界第一个观察并研究野生黑猩猩的人，珍?古道尔博士在黑猩猩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被誉为西方世界最伟大的科学成就之一。
    在随后的著作《希望的理由》中论及人类以外生物时，她很少用“它、它们”而是用“他、他们”，她认为，动物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东西都不应该用“它”，形容杯子、桌子等物时才用“它”。
讲到这里，健谈的珍沉默片刻，瘦削的面庞富有神彩，她悠悠道，“如果让我许个愿的话，我愿以猩猩的眼光看世界，看他们所看、想他们所想，哪怕只是短暂的一小会儿。”
    所以无论她走到哪里，都会以黑猩猩独有的叫声向大家问好，“喔，喔，喔——”
   
四处播撒希望的种子

    15年前，珍看到一只被关在实验室中的黑猩猩受到虐待，为表示安慰，她按照黑猩猩的礼节去拍这只猩猩的肩膀，却被猩猩一口咬住右手大拇指，这使得她的这个指头至今不能活动自如。而在被咬的那一刻她充分感受到了猩猩对人类所表达的一腔愤怨。珍痛苦地说，“我看到很多猩猩或猴子被科学家关在笼子里作医学或科学实验，它们就像被关在纳粹集中营一样受苦。”
    在长久的观察中，珍越来越意识到，单纯的研究黑猩猩并不能改善它们的生活状况。它们的栖息地被大量破坏，总有盗猎的事件在发生，清洁的水和食物正越来越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百万年前，非洲大陆有黑猩猩100－200万只，而现在其中90％已灭绝，只剩30万只，星星点点分布在21个国家和地区。
为了减少黑猩猩的痛苦，珍决定离开非洲丛林，开始点燃另一个梦想：到全世界将研究发现公布于世，并把黑猩猩的境遇告诉世人，呼吁拯救荒野和森林。
    她说，如果说人类是自然界唯一具有高智商的物种话，那么也是最“愚蠢”的，因为人类正在毁坏他们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地球。
    原始部落在作决策的时候要考虑会不会影响到未来，而现在社会的决定是能给我们今天带来多少既得利益，这种短视的思维模式与发达大脑之间造成错位。其实我们人类应该更聪明、更智慧，抹去头脑中短视的想象，否则优秀的头脑与良心的错位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害。弥补这种错位的办法就是让大脑与良心连接，进行长期的决策。
    在作全球宣讲时，她发现有些年青人对日益被破坏的环境感到沮丧、绝望、无能为力，甚至是愤怒。有人说，上一代，也就是我们的大人用他们的活动影响了我们的未来。基于这种现状，1991年，她在坦桑尼亚创立了“根与芽”（Roots & Shoots）国际环境教育项目，鼓励全球的年青人关心环境、关爱动物和关怀社区，旨在为年青人带来希望。
    每年的300多天，她都在世界各地进行演讲和观察当地的环保问题，并寻求与环境、人类和动物研究相关的项目支持。在此后的十多年中, 9000多个根与芽小组活跃在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日本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校、社区和企业中。此次北京之行，她还分别与北京育才学校和八一中学的根与芽小组的师生见面。
    她号召全世界的根与芽伙伴们坚信：“唯有了解我们才关心；唯有关心我们才会采取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用自己的力量给世界带来变化。” 她说，关心未来，更关注后代，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了这座星球，从下一代“预支”了一个星球，要偿还给他们，而实际上现正在“偷窃”这个星球，我们应该携起手来，保护我们的星球，把“偷窃”变为“预支”。
    她说，自然界是有非常强的自复能力的，这是我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原因之一。比如在中国的例子：麋鹿已在当地灭绝，但所幸的是曾有法国人将麋鹿带到欧洲繁殖，随后又被引回中国，北京还专门建了一个麋鹿公园；中国正在促进退化得严重的黄土高原逐渐恢复生态；最成功的莫过于大熊猫的拯救。  
正如最初支持她的母亲、里奇博士一样，现在珍·古道尔博士正不遗余力地帮助支持着所有与她拥有共同梦想的年青人。
    她的梦想正在延伸.....
                                                               （原载2009年2月22日《科技日报》二版）